厦门集美大社与学村融合百年，如何用创意文旅推动更新

厦门集美是(shì)一块魅力之地(zhīdì)。这里既有滨海风光、渔村景色，是知名的旅游景区(jǐngqū)，也因拥有从幼儿园直到(zhídào)大学的集美教育群落，而闻名海内外。打造这一切的是百年前活跃于南洋的知名侨领(qiáolǐng)陈嘉庚，他为改变乡风文明和建设祖国而兴办现代教育，以学校为动力来牵动集美大社的现代化。 近年来，随着创意(chuàngyì)产业人群涌入集美大社，古村落拥抱了小众文艺，这里成为每逢节假日人流(rénliú)如织的打卡(dǎkǎ)地。2023年，第一财经曾报道集美大社怎样从衰落中的城中村转身为文化创意潮流聚集地。 在新书《作为方法的(de)空间：嘉庚故里模式(shì)语言》中，厦门市城市规划研究院顾问、原集美大学美术与(yǔ)设计学院外聘教师刘昭吟，以2020年9月(yuè)~2025年4月在集美大社(dàshè)租住的经历，沉浸式走访(zǒufǎng)研究嘉庚故里（即集美学村+集美大社），以类似词典的方式，通过30个词条解读嘉庚故里的魅力，探讨其历史中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空间的演变，提出环境修补的空间策略。 2020年，刘昭吟到集美(jíměi)大学任教。机缘巧合，她租住在一位同学在集美大社的(de)自建房，这栋房子属于同学的外婆。 刘昭吟说，大社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是镇区，实行城镇户口政策，土地管理(guǎnlǐ)上其实更像是城中村。局促、拥挤、小宅基地的自建房形成开放街区(jiēqū)，也造就小店密集的烟火气。住在这里(zhèlǐ)，既容易就近访问村民，使做(zuò)研究省力，也能“把细胞泡在大社里”，更好地体会这个地方的味道(wèidào)。 因缘际会地(dì)，刘昭吟去学(xué)赛艇，到现在也很爱(ài)；而赛艇，成就了她的这项研究。她说，在集美，如果不参与水上活动，就不能理解滨海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作为方法的空间》一书的30个(gè)词条中，与水有关的就占了7个。“集美(jíměi)海岸：自然野性(yěxìng)的驯化”回顾了海对集美的深刻影响。1931年，作家(zuòjiā)、艺术家孙福熙记录，到集美“非走海路不可”。而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化，集美半岛可谓“离水上岸”。曾经有着洪涝、台风风险的大海(dàhǎi)，部分地被征服，填造陆地成为(chéngwéi)集美的一部分，先后成为滨海公园、高级住宅区、水上运动基地等。 “泛舟：三池的(de)灵气”回顾了集美三处水池的前世今生。池上泛舟曾是集美学村的一道风景(fēngjǐng)，老(lǎo)校友忆旧时总会提起划船。在访谈中，刘昭吟了解到，直到1980年，在内池、中池或龙舟池划船都很常见。内池所在地原为鱼塘，最初是1913年陈嘉庚为建设集美小学而购买，1922年为开办水产科改建为泅水池。1955年，池水(chíshuǐ)相通的三池建成，成为人们(rénmen)划船休闲的场所(chǎngsuǒ)。 但现在，三池已(yǐ)无泛舟的安排，因(yīn)担忧亲水活动的危险性，学生以划船作为课外活动的情况已作古。刘昭吟认为，没有泛舟就不能体现三池的灵气，三池应恢复亲水活动。集美学校(xuéxiào)委员会可(kě)以授权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经营泛舟活动，可与赛艇俱乐部、皮划艇俱乐部、龙舟协会等合作，展开研学、趣味竞赛等，让(ràng)三池重现历史上的生机。 在(zài)集美(jíměi)，持续了70年的龙舟赛与陈嘉庚一手打造的嘉庚教育遗产并称。2006年至今，龙舟赛全面正规化、专业化，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福建民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场域。20世纪50年代，陈嘉庚多次亲临龙舟赛现场，还会鼓励(gǔlì)学生们在龙舟赛外围(wàiwéi)项目(xiàngmù)“抓鸭子”中多抓几只，“回去加餐”。 在刘昭吟看来，赛制提级是集美龙舟赛的(de)(de)荣耀，但也减损了乡里乡亲个性化的、面对面的、社区性的自组织属性。她建议，在正规化的龙舟赛之外(zhīwài)，还可以有一些小型和业余(yèyú)的赛事，让人们更多体验这项极富集美特色的水上运动。 学村(xuécūn)与大社的特殊共同体 刘昭吟最初对侨乡的认识就是集美(jíměi)大社(dàshè)，但很快她(tā)发现，陈嘉庚建集美学校后，集美大社与集美学村成为整体，这才有了今天的意义。她把整本书分成上下两篇：侨乡之集美学村、共同体之集美大社。 集美人从清康熙年间开始下南洋(nányáng)谋生，至鸦片战争之后达到较大规模。集美华侨在南洋各地经营树胶、锡矿、商业(shāngyè)等产业(chǎnyè)，积累了财富和见识。 19世纪末，华侨开始着眼于侨乡的建设发展，振兴家族、参与救国。陈嘉庚曾在《南侨(nánqiáo)回忆录》中痛陈(tòngchén)当时国族、乡里(xiānglǐ)存在的问题，集美社为争房械斗死伤之事令他尤为痛心。1913年(nián)，陈嘉庚在同安县的乡村看到嬉闹的儿童衣不蔽体，深感自己必须行动起来。 《作为方法的空间》一书词条“侨乡：外向反身性”提到，“超越传统家族范畴，陈嘉庚以身作则发起兴办教育、交通(jiāotōng)、卫生等公益事业，以谋大众幸福(xìngfú)，以兴(yǐxīng)国家(guójiā)现代化”。陈嘉庚的行动，以建设集美学村、改变(gǎibiàn)集美大社的方式，实现了“成就地域性公益事业和公共治理”的目标。 自1912年开始办校，20世纪20年代集美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因当时(dāngshí)军阀交战，严重影响集美学校的(de)(de)安全和教学秩序，叶渊校长倡议划定学校为(wèi)“永久和平学村”，当时在新加坡的陈嘉庚(chénjiāgēng)也与名流共同呼吁军队撤出。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电令各方，批转《承认(chéngrèn)集美学村公约》，“集美学村”由此得名。 随后(suíhòu)，成立了集美学村筹备委员会及其(jíqí)办事处，规定集美学校和村社家长构成委员会，校长陈嘉庚为正会长，校长为副会长并任陈嘉庚的(de)代理人(rén)。委员会成员按3比1（教职员(jiàozhíyuán)6人，集美社家长2人），体现校—村权力(quánlì)关系。按章程，学村在校内外的重点任务也划定了，包含了相当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尽管学村办事处在1935年保甲制实施时被撤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集美学村大体仍保持(bǎochí)着“校管村”“校领村”格局，学校牵头来办学-村联合体的事务。 20世纪50年代(niándài)，集美(jíměi)学校的重建、扩建经费由(yóu)国家补助，陈嘉庚主持；陈嘉庚的个人财力用于学村的公共设施。政府在集美的各项建设(jiànshè)计划，都需征求陈嘉庚的意见。1953年厦门市委根据陈嘉庚的建议，形成(xíngchéng)一条不成文规定，集美镇历届常委(chángwěi)或政府领导需有一名集美人担任，直到1991年才改变。在这种集合体关系下，集美学村常年引领着集美大社的发展。 大社(dàshè)(dàshè)曾(céng)是集美的政治中心(zhōngxīn)，集美学村办事处、集美镇人民政府和人民委员会都曾设在大社内。大社从1955年起就享有城镇户口政策，一度风光，但在改革开放(gǎigékāifàng)之后，大社陆续被旧城改造项目所包围(bāowéi)。刘昭吟统计，19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最初几年，集美学村附近房地产(fángdìchǎn)开发项目累计建筑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总户数超过7200户。2011年“大社艺术部落”随着房屋出租给艺术家而诞生，2014年官方确认发展“大社文创旅游街区”。 物理(wùlǐ)空间上的发展问题对大社来说十分实际，这也使传统文化(wénhuà)的保育和居民生活(shēnghuó)方式的更新被摆到了台面上。刘昭吟在(zài)书中追溯了学—村联合体的历史沿革，她意识到，陈嘉庚希望打造的公共性在历史中尚未达成。陈嘉庚也许没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实验，另外，从各类(gèlèi)机构到拥有房屋的大社居民个人，对如何支配资源，选择何种生活方式，主张什么样的权利，都(dōu)有着自己的想法。 正月十五(zhēngyuèshíwǔ)割香（刈香），是集美全境重要的(de)(de)民俗节庆，尊王宫的神明巡境到达集美的10个角头，信徒(xìntú)接香。刘昭吟在书中回顾了正月十五割香复杂的历史演变，并(bìng)记录了2023年的巡境路线。这一年，鞭炮是严格禁放的，使活动有些许遗憾。她在书中提出，经济高速发展(fāzhǎn)本身对传统习俗已经有很大的冲击力，在移风易俗的管理中可以采取一些柔和的措施，比如在规定的割香炮炉中放炮或使用鞭炮音频等，对居民共同体(gòngtóngtǐ)意识的维持应有益处。 土地、房屋、公共空间(kōngjiān)、绿化等问题，在大社也是(shì)(shì)广受关注的(de)(de)。或可(kě)说，在“2000年前的房屋均纳入城市更新范围”的当下，大社未来的更新改造如何做，在很多方面有待讨论。刘昭吟在书中(zhōng)下篇以“共有地”“自建房”“侨房”“树地”“可达的公厕”等多个词条去分类分析，提出更新建议。她认为绿地对大社是尤为重要的，可以考虑把公厕改造与绿地结合，在大社逼仄的环境中，即便很小的开放空间都具有“肺泡”的作用，可改善陈嘉庚念兹在兹的“住屋与卫生(wèishēng)”问题，并为大社的社区交往环境增色。 刘昭吟说，这本书(shū)词典式的(de)写法是受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一种模式语言》的启发。《一种模式语言》是20世纪建筑学(jiànzhùxué)领域最畅销的书之一，是一本“空间语言的字典”，刘昭吟曾在(zài)泉州古城社区营造项目期间使用这本书组织读书会(dúshūhuì)，让成员们学会如何在现场讨论空间改造。她和张云斌用类似的方式写嘉庚故里，提出了在地认识(rènshí)，也希望抛砖引玉产生更多模式。 最近，张云斌在温州与禾口书店合作(hézuò)，办了题为“回拨温州：最后的水乡村(cūn)落”的Citywalk，以模式语言(móshìyǔyán)为方法，带领读者(dúzhě)共同探索下川(xiàchuān)村。该活动(huódòng)反响热烈，半天就报名额满，参与者不再把空间视为建筑师的专利，纷纷期待张云斌召集《一种模式语言》读书会。刘昭吟和张云斌的实践，证明模式语言是种有效的空间赋能方法，他们希望这种方式能促进有价值的公共讨论。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cáij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