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遗遇见俄罗斯青年 曲阜研学开启文化交融新旅程

中国古代原有犀牛(xīniú)，亦产犀角(xījiǎo)，华南以及华北大平原上都曾出现，且人们能(néng)清晰地认识到其特殊价值。《尔雅》记载：“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璞注《尔雅》引(yǐn)《吴录·地理志》提及：“武陵阮南县以南皆(jiē)有犀。”又注《山海经》引《范子计然》说道：“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然而，犀牛作为珍稀动物，大多仍(réng)需从海外引入。西汉学者桓宽曾在《盐铁论》中就此论述：“犀象虎，南夷之所(suǒ)多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 两千多年(liǎngqiānduōnián)前，张骞执节西行(xīxíng)，凿通了连接中原与欧亚大陆的文明廊道，同时带回了一批令汉朝皇室惊叹的“殊方异物”，除了明珠、汗血宝马、狮子等，还有一种来自(láizì)热带丛林的神秘奇物：通犀。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中引(zhōngyǐn)如淳注说道：“通犀，中央色白，通两头。”这种犀牛因角质(jiǎozhì)中一条贯通首尾的白色纹理而得名。 约千年后，唐代诗人(rén)李商隐在(zài)《无题》中写下千古名句：“身无彩(shēnwúcǎi)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今，我们常借此句形容(xíngróng)人与人之间的(de)默契，却(què)不知其溯源系于一条贯通古今的“通天纹”。诗中的物质世界遍布着文化隐喻与象征。这种“异物”如何通过隐蔽的物性映射时人的意识形态，又如何以其审美诗性来建构特定的象征秩序？为何“灵犀”指向心意相通？答案就藏在一段跨越千年的物种(wùzhǒng)传奇与文学想象中。 “鸡璧”与曹氏父子(fùzǐ)：注入最初的文学基因 在公元3世纪(shìjì)的(de)洛阳宫廷，曹丕仿照曹操，监制了(le)一把特殊的“百辟宝剑”，谓其“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典论》）。这把剑上，便运用(yùnyòng)了神秘的通犀装饰。以犀为剑饰，似乎是汉魏王族的定制。根据《东观汉记》记载，陈遵破匈奴，汉帝曾(céng)以“驳犀剑”赐之表彰其功。 又有传为(wèi)曹植所作的一首《乐府歌词》写道：“所赍千金之宝剑，通犀文玉间碧玙。翡翠(fěicuì)饰鸡璧(bì)，标首(biāoshǒu)明月珠。”以往，人们常将(chángjiāng)其中的“鸡璧”译(yì)为美玉，认识多不清晰。范常喜先生近年考证：“鸡璧”应为“鸡辟”，“很可能是一种与‘通犀’‘碧玙’‘翡翠’‘明月珠’等相类的装饰材料（见《“鸡璧”新证》，《文学遗产》2021年第4期）。 实际上，“鸡璧(bì)”并非是与“通犀(xī)”相似的材料，而就是蛮方贡品通天犀。 1963年洛阳曹魏墓出土(chūtǔ)的石牌上，“鸡(jī)辟挍短铗”的刻字，为这个千年谜题提供了实物证据。作为明器签牌，石碑上的铭文标注了墓主人(zhǔrén)的陪葬品，其中有一把“鸡辟(jīpì)”校饰的短剑。另外，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的遣册木牍上，也有“鸡辟佩刀一”的记录，对应(duìyìng)墓主头旁出土的一具佩刀。“鸡辟”大概率是“辟鸡”的倒讹，意味使鸡群(shǐjīqún)避退。《抱朴子》谓：“南人或名通天(tōngtiān)犀为骇鸡犀。以此犀角着谷积上，百鸟不敢集。”通天犀因(xīyīn)具有这一神奇功效，故又被称为“鸡骇犀”或“骇鸡犀”。 洛阳曹魏(cáowèi)大墓出土石牌拓片M1∶1 资料来源：李零《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míngwén)分类考释》，《博物院》2019年第5期 通犀宝剑成为帝王彰显天命的神器，尤其与(yǔ)两个关键词有关。第一，“祥瑞”。《宋书·符瑞(fúruì)志（下）》记载：“鸡骇犀，王者贱难得之物则出。”直至唐代，“骇鸡犀”仍然(réngrán)见于《唐六典》记录(jìlù)的百余种符瑞中，并与珊瑚(shānhú)钩、戴通璧、玉瑠璃(yùliúlí)等饰物并列为“上瑞”。第二，“辟邪”。曹丕在《大墙上蒿行》一诗中歌颂宝剑“驳犀(bóxī)标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受礼制规范、社会(shèhuì)心理等多重元素影响，避祸、辟邪，自古是君王制造武器时极看重的功用(gōngyòng)。《抱朴子》中曾提到犀角的一个特殊功用：辟毒；唐人诗文中，还提到犀角有辟尘、辟水、辟邪等功能，似乎具备“百辟”特性。 加灵威之物“通犀”于刀剑，希望对宝剑功能有所增益，这与(yǔ)曹氏父子命人制作“百辟(bǎipì)刀”“百辟宝剑”，为(wèi)“百炼利器，以辟(yǐpì)不祥，摄服奸宄者也”（曹操《内诫令》）的初衷(chūzhōng)也相合。曹操父子对通犀的偏爱，并非因为(yīnwèi)类似志趣或爱好偶然为之，而是(érshì)暗含着政治隐喻。二人深谙神剑叙事(xùshì)与王权内涵之关联，因而将这种行为作为论证合法“天命”的政治实践。运用稀有、贵重、充满灵性且能辟邪的“通天犀”制作的神剑，也就作为了崇尚王权，或者说能为王权加注神性的器物(qìwù)。这种将异宝与皇权捆绑的书写传统，为通犀注入了最初的文学基因。 从“王者之佩”到“腰间风流(fēngliú)”：唐代犀带的权力美学 流转至盛唐，通犀(tōngxī)的身影从剑鞘移到了腰间。贞观年间，随着西域丝路和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犀牛和犀角制品开始大量出现。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驯犀(xùnxī)》诗句“行地无疆(wújiāng)费传驿，通天异物罹幽枉(wǎng)”，指的就是通天犀在代宗时由林邑入贡、被圈养在深宫林中。 根据《新唐书》记载，林邑国曾向唐太宗进献(jìnxiàn)十一枚“通天犀”。珍贵的犀角(xījiǎo)被制成各种饰物。男性所用的腰带，尤其成为官员品级的标志。据文献，六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犀角装饰的腰带。六品以上官位(guānwèi)不同，犀带亦要有所区别，通天犀是最高级别官员的装备(zhuāngbèi)。 《新唐书·郑畋传》：“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shē)，下诏准(xiàzhàozhǔn)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诸亲朝贺(cháohè)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 《唐会要》：“（太和六年六月敕）一品(yīpǐn)二品许服玉及通犀，三品许服花犀斑犀及(xījí)玉。” 只有一品、二品官员(guānyuán)才能佩戴“通犀带”，三品以下(yǐxià)只能用“花犀”“斑犀”，足见通天犀带的至高荣耀。李德裕曾专门写作《通犀带赋(fù)》： 君子以良玉(yù)比德，岂不以温润而近人。惟骇鸡之至宝，亦含章而可珍。……剪截本末，发挥藻缛。砥若砺金，剸如切玉。析以为带，加之盛服。御之则附身，褫之则韫椟(dú)。似达人之卷舒，不专玩乎(hū)掌握。矧乎白璧虽美，尚不掩瑕(xiá)。 华丽异常的异域贡物，既作为显臣(xiǎnchén)权力的文学象喻，又展示出唐代士人在摹物、咏物(yǒngwù)时着重(zhuózhòng)表现的儒家器物观。器物的价值在于用料的考究、精湛的工艺，更要有精神的共鸣、审美的愉悦。 白居易对通犀腰带的关注尤甚。他在《杂兴·其三(qísān)》一诗(yīshī)中以“冠垂明月珠，带束通天(tōngtiān)犀”来描写吴王的奢侈装扮，又在《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中，以“通天白犀带，照地紫麟袍”，描绘(miáohuì)宰相裴度的威严形象。 这种腰带的形制极为讲究：犀角(xījiǎo)被切割成规整(guīzhěng)的“带胯(kuà)”，作为扣饰附在革带或皮带上。白居易《和春深(chūnshēn)二十首·其四》吟诵：“何处春深好，春深方镇家。通犀排带胯，瑞鹘勘袍花。”诗写暮春时节于节度使府邸踏春的高阶官员，腰佩通犀腰带，犀饰规整排列在带胯的排方底座之上。日本正仓院现保留(bǎoliú)有一御制“斑犀偃鼠皮御带”。皮带主体虽已腐坏，以犀角制作的“巡方”和“带柄”装饰仍保存完好。由此可窥千年犀角带胯的精工(jīnggōng)纹样，再现唐诗(tángshī)“通犀排带胯”的历史场景(chǎngjǐng)。 白居易对于“通天犀带”的(de)书写，虽然和曹植吟咏“通犀宝剑”的目的有所区别，但(dàn)都可视为以摹物来体现权力关系并(bìng)寻求精神价值的创作途径。唐诗中的“通天犀”“金鱼”“麒麟衫”等，都是(shì)官职、地位(dìwèi)与荣耀的象征。唐代诗人对其反复吟诵，是士人对“物以彰身”和“托物言权”传统的复刻和延续，强化了时人对特定物质文化身份(shēnfèn)的认同。 斑犀(bānxī)偃鼠皮御带 现藏日本正仓院 对犀胯的(de)追捧热潮，自唐代至五代持续近三百年。通犀带的流行，侧面折射出唐代的开放气象。敦煌(dūnhuáng)曲子(qǔzi)词中，曾描绘远藩向王庭进贡的犀带“尽是通天鸟兽形”（《水鼓子·二(èr)二》）。通犀带不仅是权力符号，更成为盛世浮华的注脚。 除此之外，男性还使用“犀簪(xīzān)”，作为荣耀的(de)象征。同时，诗歌(shīgē)显示，晚唐女性佩戴的“犀簪”，也成为美饰的一种。还有(háiyǒu)犀角制成的梳子“犀梳”，也颇为流行。段成式有诗《戏高侍御七首·第六》吟诵：“诈嫌嚼贝磨衣钝，私带男钱压鬓低。不独邯郸新嫁女，四枝鬟上插通犀。”诗中的邯郸倡是(chàngshì)一位舞艺精绝的佳人，从“带男钱”之举来看，她(tā)佩戴的通犀簪钗(zānchāi)（或通犀梳），很有可能就是与其关系亲密的高侍御赠送的。 从“骇鸡犀”到“灵犀一点(yìdiǎn)”：异物成为心灵密码 据《抱朴子》，以通天 犀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却退(tuì)”。事实上，犀角骇鸡(hàijī)的(de)说法早在先秦就有了。但通天犀能“骇鸡”的原理，和它独特的贯通花纹或辟邪功能都没有直接关系。《抱朴子》曾记载，犀角在黑暗中会发出(fāchū)光芒(guāngmáng)“赫然如炬火”。而《太平广记》中也记录，宝历元年南昌国进献的一枚夜明犀，“其状类通天犀，夜则光明，可照百步(bǎibù)”，可见此类传闻能照明的异域奇珍，曾广受(céngguǎngshòu)瞩目。 在唐代诗人的笔下，“通犀”的功能(gōngnéng)从实用转向想象。白居易《驯犀》诗中(shīzhōng)，“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的描述，既保留了犀角“骇鸡”的传说，又暗指贡犀背后(bèihòu)的政治讽喻。驯犀最终因无法适应北方气候而死，这些“通天异物”如同双刃剑，既象征着(zhe)王朝的强盛，也暗含“远物易折”和“违天逆时”的为政警示(jǐngshì)。 清·犀角雕梅花簪 现藏上海博物馆(shànghǎibówùguǎn) 诗人对通犀“通灵(tōnglíng)”特质的不断开掘和想象，又使其内蕴超越物理属性，衍化为经典的文学意象(yìxiàng)。元稹《酬东川李(lǐ)相公十六韵》以“因持骇鸡宝，一照浊水昏”，暗喻犀角光芒可穿透世俗迷雾，明辨真相。白居易《醉后(zuìhòu)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中“唯有沅犀屈未伸，握中(wòzhōng)自谓骇鸡珍，三年不鸣鸣必大，岂独骇鸡当骇人”尤为精妙，“骇鸡”之典(zhīdiǎn)既暗合贾沅犀姓名，更借犀角“骇人”之性，比喻才子不鸣则已(bùmíngzéyǐ)、一鸣惊人的惊世(jīngshì)才华。“骇鸡”的内涵，由此从形容犀角转向赞美人才，诗人借此将通犀的物理特性升华为人生哲学。 以物性的(de)“拟声达意”来抒写人情，正是(zhèngshì)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抒情形态。 晚唐韩琮（韩常侍）《为御史衔命出关谳狱道中看华山有诗》亦有“野麋蒙象暂如犀，心不惊鸥角骇鸡”之句(zhījù)，以“角骇鸡”写(xiě)奇特物象带来的内心震撼。后世“骇鸡”寓意更趋近“骇人”，常与赞颂人才关联(guānlián)。如仇兆鳌注(zhù)杜甫(dùfǔ)《秋兴八首》引陈廷敬言，称其章法“分之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合之如常山之阵，首尾互应(hùyīng)”；钱谦益亦评杜诗“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二人皆以此物性，盛赞杜诗章法严谨浑厚(húnhòu)、言必有物。 公元835年的(de)一个春夜，李商隐(lǐshāngyǐn)在(zài)长安写下《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让“通犀”彻底摆脱了权力与祥瑞的枷锁，成为人类情感的终极隐喻。他巧妙截取了犀角“一点贯通”的物理特征，将其转化为人类情感中“心意相通(xiāngtōng)”的精神符号。当(dāng)其他诗人还在描写华贵的通犀腰带(yāodài)时，李商隐却透过表象，捕捉到犀角纹理与人类心灵的微妙共鸣。由此，“通犀”被植入了个体化的精神印记，完成了向(xiàng)“灵犀”的转化。 犀角上(shàng)的(de)“通天纹”曾被视为“天人感应”的象征。李珣《海药本草》称(chēng)“胎时见天上物命过，并形于角上”，认为犀牛(xīniú)怀胎时看见(kànjiàn)天上神物而被感应，其子便角生神纹。这种犀角能“与天联通”的灵异认知，使其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赋予了它浓厚的神秘色彩。这构成了李商隐运用这一物象的文化基础。 人对物的综合感知通常始于视觉，李商隐很(hěn)可能还亲眼观察过真实的通天犀角，因而能将通天犀的物理特性（象征联通的白纹(báiwén)）极致地融入抒情机制。驯犀(xùnxī)表演曾是唐代宫廷的娱乐活动之一，直至晚唐仍然流行。作为异域贡兽的犀牛或其角，应是他可接触的“异物”。当诗人凝视恋人(liànrén)眼波(yǎnbō)，或感怀心意阻隔时，犀角上(shàng)的神秘白纹，便成为触发灵感的具象纽带。相隔画楼桂堂的恋人，虽无彩凤双翼，心意却如犀纹般能在(zài)神秘瞬间“一点通”。 对“物性(wùxìng)”的诗意提炼和“以物观心”的书写(shūxiě)，让通犀从原本稀有的珍奇异宝，变成了承载人类情感的容器(róngqì)，成为中国人表达默契与共鸣(gòngmíng)的文化密码。李商隐以后，以通犀为媒介的歌咏凝聚成了较固定的审美联想。 唐人在“体物”的叙事视角上逐渐多元化，从而使“因物致理”或“以物共情”的途径更加丰富。“物质”通过文化(wénhuà)象征参与社会秩序建构。唐诗中(zhōng)的“通犀”，作为文化象征与政治事件、冠服制度、宫廷(gōngtíng)仪式紧密关联，无疑是物质世界与精神(jīngshén)世界不断融合、彼此扩容、互为(hùwéi)馈赠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作者单位(dānwèi)：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